当风险驾驭成为第一大罪名，轻罪怎么更好管理？

liukang20241周前 (04-23)cgw吃瓜770

风险驾驭罪已经成为刑事追诉的榜首大罪名。

最高人民查看院发布的《刑事查看作业白皮书（2023）》闪现，2023年，全国查看机关受理审查申述各类违法251万余人，其间风险驾驭罪排名首位，占比22%。北京市人民查看院的作业陈述闪现，2023年，北京市查看机关提起公诉人数最多的罪名相同是风险驾驭罪。

风险驾驭罪是典型的轻罪。在我国推动构建治罪与处理侧重的轻罪处理系统进程中，交通范畴的轻罪处理必然会遭到高度重视。近来，北京市人民查看院榜首查看部、北京大学违法问题研讨中心一同主办的榜首期违法处理沙龙便把主题聚集在了“交通范畴的轻罪处理”。

刑事处分扩张

醉驾入刑以来许多轻罪涌入司法程序

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审议经过，在刑法中添加了风险驾驭罪，规则“在道路上驾驭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许在道路上醉酒驾驭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分金”。

备受重视的“醉驾入刑”尘埃落定。在入刑之前，醉驾是违背交通处理法规的行政违法行为。

“醉驾具有构成严峻交通事故的风险性，因而醉驾入刑具有显着的预防性刑法的性质，是一种笼统的风险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兴良指出，立法机关企图经过醉驾入刑削减醉驾导致的严峻交通事故，然后维护公民的人身和产业权力。

陈兴良以为，轻罪入刑是我国刑法立法方针的严峻改动，意味着从报应性、惩罚性的立法方针向预防性的立法方针转向，这在必定程度上扩张了刑事处分规模，刑法更多地直接干涉社会日子，对更多的人群发生影响。

传统上，我国刑法是一部重罪刑法，入罪的门槛较高，惩罚较重。“之所以是一部重罪刑法，与我国的二元制裁系统存在密切联系。二元制裁系统是指行政、治安处分与刑事处分的二元分立，其间情节细微的违法行为被扫除在违法之外，由行政机关作出行政或治安处分，情节较重的行为才作为违法进行处分。”陈兴良解说。

违法行为的制裁具有行政与司法共治的特征。可是跟着法治开展，公民权力遭到重视，行政处分遭到必定质疑，尤其是掠夺自在和产业的行政处分和人权保证的理念存在必定冲突。陈兴良指出，其间作为特别行政处分办法的劳动教养，因与法治相冲突被废止。“在劳动教养被废止后，此前被处以劳动教养的某些打乱社会秩序行为具有较大社会损害性，可是其时在刑法中并没有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是经过下降某些违法的门槛，吸纳这些违法行为构成的轻罪。”

此外，为了应对行政处分的约束，部分学者提出在我国刑法中树立轻罪系统的想象，立法由此向轻罪侧重。“可是如安在立法上应对轻罪，刑法学界也存在较大的争议。”陈兴良指出。

一种观念以为，轻罪化立法违背了刑法谦抑性的准则，扩张了刑法处分规模。另一种观念则以为，轻罪化立法能够约束行政权，扩展司法权，以司法权约束行政权，契合刑事法治的开展趋势。“这两种观念关于轻罪立法的观念纷歧，各自重视的要点不同，值得咱们反思。刑法将惩治的要点转向轻罪具有必定的合理性，但轻罪作为刑法处分的要点，应该以下降处分的严峻性为条件。”陈兴良提出。

长时刻以来，我国刑法都是重罪惩罚。跟着社会安稳，重罪案子数量逐步下降。《刑事查看作业白皮书（2023）》闪现，在刑事案子总量长时刻高位运转的情况下，全国查看机关申述严峻暴力违法从1999年的16.2万人下降至2023年的6.1万人，占比从25.1%下降至3.6%。与此一同，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惩罚的轻罪案子人数占比从1999年的54.4%上升至2023年的82.3%。

最高人民查看院查看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苗生明此前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我国现行刑法中不存在轻罪和重罪的差异。现在，我国关于轻罪和重罪的概念不存在法定标准，相对较为一起的观念是把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许控制、拘役的违法界定为轻罪。

苗生明指出，从长远看，我国立法应当差异轻罪与重罪，经过违法分层，适用不同的刑事诉讼程序与处理方法，以进步诉讼功率。一同，从刑事方针视点，差异轻罪与重罪也有利于对违法进行分类、分层处理，更好地完成预防违法。

陈兴良以为，轻罪处理尽管与立法密切相关，但首要仍是司法问题。轻罪入刑后，风险驾驭等许多轻罪涌入司法程序，对司法机关构成巨大的压力。在他看来，这是有罪必罚的司法方针构成的。“咱们曩昔着重有罪必罚，关于重罪是完全正确的，但关于轻罪却未必是必要的。”

陈兴良提出，关于轻罪要依据详细情节分流，该不申述的不申述，该处分的才处分，应该依据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严峻程度来差异对待。

醉驾办案改动

入罪标准进步，司法适用面对新难题

我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指出，风险驾驭罪入刑后，进入刑事程序的案子远超出官方估计的数量。

与会的实务界和学界人士均说到，轻罪处理要重视法令作用和社会作用的一致，并不是一味地冲击就能完成预期的处理作用。

除了醉驾，帮信罪等轻罪的涉案人数也十分多。“有一大批是年轻人，一个案子或许触及数十人乃至上百人，假如在处理轻罪过程中过于扩展冲击面，尤其是采纳‘一刀切’的办法，并不能到达处分的意图，在这方面应该特别加以留意。”陈兴良提出。

轻罪处理的改动首先在醉驾方面闪现。2023年12月，“两高两部”联合发布《关于处理醉酒风险驾驭刑事案子的定见》，与十年前的司法解说比较最大的改动在于，将醉驾入罪标准由血液酒精含量到达80毫克/100毫升以上，调整为150毫克/100毫升（具有从重情节的在外）。定见还规则了从重处理和情节明显细微、损害不大不予处分的景象。

“定见的公布进步了醉驾入刑的酒精含量标准，为醉驾案子的科学处理供给了标准依据。”陈兴良以为，醉驾案子的司法方针演化，关于处理其他轻罪案子具有重要的启示含义。

与此一同，实务界人士也提出，关于醉驾等轻罪的法令适用该怎样掌握仍存在难点。当天，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查看院副查看长周媛媛便提出了定见出台后处理醉驾案子面对的新难题。

她举了一个事例：醉酒驾驭违规电动四轮车被立案，其血液酒精含量为149.2毫克/100毫升，能不能入罪？

“他的血液酒精含量没有到达150毫克/100毫升，能不能入罪，要害看他有没有定见规则的从重情节，而在从重情节中仅有接近的就是‘未获得机动车驾驭证驾驭轿车的’。”周媛媛提出，客观上他是无证驾驭，但还要考量的是他片面上能否意识到这是司法解说中规则的“轿车”，必需求考驾照才干上路行进。

风险驾驭罪是行政犯，行为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归于行政违法是条件。客观上，行政法令机关对违规电动四轮车的行政处理手法有限，并未像正规的新能源轿车相同对车主的购买资历、挂号过户、持证驾驭等进行严格处理和处分；片面上，涉案违规电动四轮车无品牌、无类型，乃至没有速度仪表盘，体积较正规新能源轿车要小得多，行为人自己从未因驾驭此类车上路遭到过行政处分，也没听说过周边人由此遭到过行政处分，从未意识到开这种车还需求考驾照。

归纳来看，查看机关以为，当事人不归于从重处理情节中的无证驾驭，因为血液酒精含量未超越150毫克/100毫升，终究作法定不申述处理。

本年1月1日起，北京对电动三四轮车实施新的处理规则，对违规电动三四轮车严格处理。“这之后再发生同类案子，查看机关办案时的考量就会不同了。”周媛媛表明。

结合新司法解说出台后处理的案子，周媛媛提出，怎样精确确定适用“短距离驾驭机动车”“为躲避法令追查二次喝酒”等规则也存在难点。

我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以为，丰台查看院在办案实践中提炼的问题是比较新颖的，而查看机关处理问题的思路、理由和成果也是合理的，值得学习、推行。“刑事司法不只需考虑法条、司法解说的适用和堆集的司法经历、判例，还要放到更宽广的布景下，即从刑事方针、预防违法的惩罚意图、对被告人未来日子影响或顺畅回归社会上，来考虑惩罚的适用，尤其是轻罪的惩罚适用，防止机械教条法令，更好地表现惩罚意图、刑事方针，更好完成法令作用和社会作用。”

轻罪处理考虑

申述和科罪是最佳的社会处理方法吗？

治罪与处理，是在处理轻罪时需求考虑的一对联系。“底层的社会处理是国家处理的柱石，而底层司法机关关于轻罪的处理是底层社会处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车浩提出。

北京市人民查看院榜首查看部副主任刘哲依据实践调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务工人员合伙跨区上工构成的超载，应不该该以风险驾驭入罪？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审议经过，对风险驾驭罪的规则作出了修正，添加规则从事校车事务或许旅客运送，严峻超越额外乘员载客的，构成风险驾驭罪。

在北京，不少务工人员住在远郊区，日常要跨区上工，由此一种特别的摆渡车应运而生。据刘哲介绍，一同打工的人有一辆卡车或面包车，在车里放几个凳子，核载6人的或许坐十几个人，每人收几块、十块钱不等。

“假如坐地铁、公交未必能直达，打车又太贵。这类超载必定有风险，但实践中咱们考虑，不构本钱质损害的是不是必定要入罪？从刑法规则的文原本看，说的是校车事务或许旅客运送，搭几个工友是不是旅客运送？”刘哲以为，依据交通运送部的规则，旅客运送应理解为具有经营性、长时刻性、工作性特征的行为，不该该包括偶发的工友搭车行为。

刘哲提出，这种行为的确有风险性，可是能够依据是否引发交通事故等要素考虑分层处理。“比方，这类超载假如一同有闯红灯、超速等违法行为，发明了详细或许的风险，这时再用刑法来点评。”

对此，陈兴良也提出，风险驾驭罪是一种笼统的风险犯，以醉驾为例，在过往的立法和司法中，只需血液酒精含量到达法定标准，就动用刑法。能够考虑当醉驾发生详细的风险时刑法才去点评，假如仅仅醉驾但没有详细风险，能够经过行政处分处理。那么，详细风险怎样来判别？他提出，应该总结经历，由司法解说作出一般性的标准。

对轻罪的申述和科罪是不是处理这类行为的最佳社会处理方法？车浩提出，像务工摆渡车超载、无证驾驭“老头乐”等行为，不能简略地理解为个人行为和法令标准之间的对立，而要透过这个现象，看到它们一同的本质特征。“其实是反映了社会特定时期的一些对立，它触及老百姓衣食住行等基本日子需求，在这些需求不能得到满意时呈现的越轨行为。”

刘哲也提出，务工人员收入低、压力大，假如一味把这类超载行为冲击了，或许导致他们不能接受交通和时刻本钱，无法作业。由此，许多工地或许遭到影响。这是城市开展处理的重要问题。

车浩以为，应经过社会方针调整、福利东西添加、公共设施健全等方法，消除导致越轨行为的要素，由此许多削减轻罪行为。相反，仅经过刑事手法冲击，而社会处理手法没有改动，并不会对轻罪发生质的影响。

违法附随结果

或许将一个细微犯法的人面向社会对立面

除了诉前的入罪、诉中的出罪，诉后的处理相同不容忽视。这其间最大的影响要素之一就是违法附随结果。

所谓的违法附随结果，是指犯过罪的人及其亲属、特定社会联系人因其违法或惩罚处分记载所发生的权力或资历被约束、制止、掠夺等结果，首要表现在作业、上学、入伍及社会活动中。

“一个人犯了轻罪判了几个月，可是违法记载或许会跟从一辈子，后续找作业、子女升学等都受影响，这就意味着一个原本是细微违背法令的人，或许会被面向社会的对立面。”车浩表达忧虑，原本细微的越轨行为，终究或许开展成为报复行为。

车浩指出，从处理来看，这是本钱收益上的严峻不均衡。因而在这方面要差异于重罪，加速树立轻罪违法前科铲除准则，消除违法附随结果。

还有观念以为，现在诟病轻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附随结果，违法的标签效应十分恶劣。因而，不同于重罪带来的严峻附随结果，关于轻罪能够参照公民信誉记载，经过必定期限，轻罪的前科能够消除或许封存，这样就能有用下降轻罪带来的附随结果。

记者留意到，最高法本年初曾发布一份《违法附随结果研讨》的调研陈述，指出跟着社会处理形式的现代化演进，我国在经过扩展轻罪微罪刑事立法强化社会处理功用的一同，需求健全完善违法附随结果准则。

陈述指出，大多数情况下，对轻罪与重罪、成心与过失违法、自己与亲属设定相同的附随结果，导致轻罪、过失违法人和违法人亲属接受的附随结果过多过重，有违罪责刑相适应、罪责自傲等准则。

基于此，陈述主张修正刑事诉讼法，扩展相对不申述规模，将微罪和认罪认罚的轻罪案子归入相对不申述准则适用规模之中。没有直接被害人或许已获被害人体谅的轻罪、微罪案子，准则上悉数适用相对不申述准则。

一同，微罪设置最轻的附随结果，将法定刑为拘役以下惩罚的微罪扫除在前科陈述准则适用规模之外，公安机关不保存微罪违法记载，微罪违法人在作业、日子中不受任何约束。关于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惩罚的轻罪，仅对与违法行为有直接因果联系的作业、日子事项设定工作制止或约束。违法人亲属及特定社会联系人一般不设置附随结果。陈述还主张，建立轻罪前科消除准则。将前科消除的期限设定为五年，惩罚履行结束之日起满五年，前科消除。

新京报记者行海洋

修改白爽校正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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